英語演說不思議
文／陳湄涵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我是 1980 年代的乖乖牌小朋友，早上乖乖背著書包、便當上學，下午乖乖掛著鑰匙回家，練琴、寫作業。上學很制式，教室端坐、手放背後，一個指令一個動作，國語、數學、社會、自然，一堂一堂聽老師講課，偶爾穿插沒被借走的美勞課跟體育課。放學回家後，按照聯絡簿抄下的項目，機械式地做功課。上課安靜學習、下課安靜看課外讀物，不主動發出聲音，這就是那個年代標配的好學生。
沒想到，小學五年級隨著母親移居美國後，花了 11 年練就一身的乖乖牌功夫，瞬間被打成呆呆牌。上課完全鴨子聽雷，更別說是用貧乏的語言能力拼湊句子。上學三個月，在感恩節後迎來第一個親師會，在台灣從未遭遇任何學習問題的我，破天荒第一次被老師抱怨：Jenny doesn’t speak. She never says anything or answer my questions.（珍妮不說話，她從來不開口，也不回答問題。）我委屈得很，老師說的都對，有什麼好回應呢？點頭就代表同意，要另外回答什麼呢？媽媽急著向老師解釋：Jenny doesn’t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She probably doesn’t know the correct answer.（珍妮還不太會說英語，她不敢開口，可能是不知道正確答案。）老師說：It’s ok if she doesn’t know the answer. She can say anything she likes. I’m happy to hear about what she thinks.（不知道答案沒關係啊！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我很想得知她的想法。）
Krashen (1985) 提出五個 input hypothesis（語言輸入假說），其一即為 affective filter（情意濾網），當中提到語言學習者的 silent period（靜默期），意即在語言學習階段，學習者的態度會影響學習成果。當學習者出現緊張、無聊、壓力等負面情緒時，即無法有效學習。此時應允許學習者擁有靜默期，等待他們克服焦慮。但是，這個假說在美國的小學卻完全不被實行。老師總要求大家開口說話，而且不只是學習語言時的覆誦，或是機械式地跟著老師發音。在美國的小學，老師問問題是為了引導、引發學生思考動機，並不要求學生能正確回答問題，任何回應、分享都能被接受，都會被鼓勵。不過，我這個小小留學生，除了第二語言學習的焦慮，還有文化差異得要克服。一直到了來年春天，才總算能開口跟鄰居聊聊天。
上國中後，第一次對著全班同學演講的經驗，真是讓我畢生難忘。那一次老師要求大家輪流上台，花三分鐘談談週末做的一件事。對美國土生土長的同學來說，這樣的分享連小蛋糕都稱不上，充其量只是蛋糕屑，完全不用準備，每個人都妙語如珠、言之有物，過了五分鐘仍滔滔不絕。我卻從老師交代這項功課開始，沒有一刻不緊張到胃痛，媽媽只好帶著我，把想說的內容寫成逐字稿。我記得是要分享一齣動畫電影，但想了老半天也生不出幾個字。媽媽只好引導我說出喜歡那部電影的三個理由，一步步描繪出簡單的架構，好不容易寫完，緊張剌激的在後頭，要怎麼背、該怎麼說呢？
上台演講的確不用把文章完全背誦出來，可以帶小抄上台。老師也曾在課堂上介紹最常見的 3″×5″小卡，這個尺寸跟手掌差不多大，經常發表演說的公眾人物也會使用。在小卡上可列出內容大綱、必須提到的關鍵字詞，以及可能需要逐字背誦的名言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11)。
在語言能力極度不足的狀況下，我無法只帶大綱上台就暢談無礙，只能土法煉鋼，把全文密密麻麻寫在小卡上，上台照唸。結果可想而知，語無倫次、不知所云，邊講邊胃痛，字唸不太出來，心臟卻彷彿要從嘴巴蹦出來。生平的第一次演講，只能以「悽慘」兩字作結。
高中階段，我到美國東岸私立寄宿學校就讀。除了課程比一般高中嚴謹，班級人數也更少，不管修什麼課，人數都不超過 15 人，有些課的學生人數甚至只有個位數。好處是老師能瞭解每位學生的學習方式及需求，做適性、適才的專注培育。但班級人數少，每個學生的發言機率也提高，對我可是不太妙。我只能逼自己努力閱讀，理解老師上課的內容，預先寫下想法，隨時準備被點名開口。明明就不在台灣的升學制度下，竟然還得焚膏繼晷、夙夜匪懈，這樣的心理壓力，可不是筆墨能形容。
每年在甫開學之際，學校會在某一週的集會，由老師邀請五位同學，分派五個不同講題，當場給 20 分鐘準備，然後直接上台即席演講。還記得某位同學的講題是 What makes me a Renaissance man（如何成為跨領域人才）。高中至今已近 30 年，但那位同學在台上侃侃而談的自信，我仍歷歷在目。
高中畢業前夕，依照學校傳統，畢業年鑑的總編要對全校進行正式演講，並將第一本年鑑獻給扉頁上所列的感謝人。不知是幸或是不幸，當年的總編就是我，聽眾從全班拉高至全校層級，我又迎來好幾週的失眠佐胃痛之夜。好險有指導老師協助我擬出大綱，照順序把每段主題列出，再慢慢寫出逐字稿。先寫出第一版，琢磨字句是否優美、契合氛圍。此時，一本合適的工具書就會對用字選擇大有助益 (Shrunk & White, 1995)。在那個還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台下幾百雙眼睛，只能盯著被燈光打在身上、原形畢露的講者。五月的紐約明明還算涼爽，我卻有如身在台灣的七月，汗流成河。
我在大學主修建築，拜科技進步所賜，當時已有幻燈片這項偉大的發明。大綱擬好後，我可以先把幻燈片排好，在逐字稿中插入星號 (＊)，提醒自己切換下一張。最棒的是，放映幻燈片時必須關燈，全黑的環境就是焦慮者的福音，我的各種報告也得以順利完成。
五年大學生涯中，修習各種建築及設計課程，都要無中生有，把還沒見過的東西講得頭頭是道。教授每次評圖都劈頭先問：What’s your concept?（你的設計概念是什麼？）即使沒概念也得硬生出來一個，從中發想細節，合理化每個環節。在建築物不能倒的前提下，只要能說出理由，沒有什麼設計想法是語言不能表達的。這種「紮實」的訓練，可說是造就我一生受用不盡的「睜眼說瞎話」技術。
我在碩博士階段主修教育，完成學業後投入教職，即使教學年資已長達 20 多年，每次受邀演講多少仍感到有壓力。不過，像我這種從小到大都恐懼上台的人，在一次次的經驗中，還是從中得到了許多準備演說的想法。
演說這件事，先由大綱組成理性骨架，以獨立判斷的思維發展結構，斟酌字句、善用修辭，為其填上靈肉，再搭配圖片、影片甚至是互動遊戲做點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不斷反覆練習。在房間裡對著鏡子自言自語，直至自然純熟。充滿自信，用真誠的心加上完整的表述，把想法傳達給聽眾。
參考資料
★ Krashen, S. D. (198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Boston: Addison-Wesley Longman Ltd.
★ Shrunk, W., Jr. & White, E. B. (1995). The elements of style, 3rd edition. Boston: Allyn & Bacon.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11). Stand up, speak out: The practice and ethics of public speak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Publis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