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開講,  教學知能

英語演說不思議

文/陳湄涵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我是 1980 年代的乖乖牌小朋友,早上乖乖背著書包、便當上學,下午乖乖掛著鑰匙回家,練琴、寫作業。上學很制式,教室端坐、手放背後,一個指令一個動作,國語、數學、社會、自然,一堂一堂聽老師講課,偶爾穿插沒被借走的美勞課跟體育課。放學回家後,按照聯絡簿抄下的項目,機械式地做功課。上課安靜學習、下課安靜看課外讀物,不主動發出聲音,這就是那個年代標配的好學生。

沒想到,小學五年級隨著母親移居美國後,花了 11 年練就一身的乖乖牌功夫,瞬間被打成呆呆牌。上課完全鴨子聽雷,更別說是用貧乏的語言能力拼湊句子。上學三個月,在感恩節後迎來第一個親師會,在台灣從未遭遇任何學習問題的我,破天荒第一次被老師抱怨:Jenny doesn’t speak. She never says anything or answer my questions.(珍妮不說話,她從來不開口,也不回答問題。)我委屈得很,老師說的都對,有什麼好回應呢?點頭就代表同意,要另外回答什麼呢?媽媽急著向老師解釋:Jenny doesn’t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She probably doesn’t know the correct answer.(珍妮還不太會說英語,她不敢開口,可能是不知道正確答案。)老師說:It’s ok if she doesn’t know the answer. She can say anything she likes. I’m happy to hear about what she thinks.(不知道答案沒關係啊!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我很想得知她的想法。)

Krashen (1985) 提出五個 input hypothesis(語言輸入假說),其一即為 affective filter(情意濾網),當中提到語言學習者的 silent period(靜默期),意即在語言學習階段,學習者的態度會影響學習成果。當學習者出現緊張、無聊、壓力等負面情緒時,即無法有效學習。此時應允許學習者擁有靜默期,等待他們克服焦慮。但是,這個假說在美國的小學卻完全不被實行。老師總要求大家開口說話,而且不只是學習語言時的覆誦,或是機械式地跟著老師發音。在美國的小學,老師問問題是為了引導、引發學生思考動機,並不要求學生能正確回答問題,任何回應、分享都能被接受,都會被鼓勵。不過,我這個小小留學生,除了第二語言學習的焦慮,還有文化差異得要克服。一直到了來年春天,才總算能開口跟鄰居聊聊天。

上國中後,第一次對著全班同學演講的經驗,真是讓我畢生難忘。那一次老師要求大家輪流上台,花三分鐘談談週末做的一件事。對美國土生土長的同學來說,這樣的分享連小蛋糕都稱不上,充其量只是蛋糕屑,完全不用準備,每個人都妙語如珠、言之有物,過了五分鐘仍滔滔不絕。我卻從老師交代這項功課開始,沒有一刻不緊張到胃痛,媽媽只好帶著我,把想說的內容寫成逐字稿。我記得是要分享一齣動畫電影,但想了老半天也生不出幾個字。媽媽只好引導我說出喜歡那部電影的三個理由,一步步描繪出簡單的架構,好不容易寫完,緊張剌激的在後頭,要怎麼背、該怎麼說呢?

年幼的孩子擬演說稿,常需要老師及家長的協助。

上台演講的確不用把文章完全背誦出來,可以帶小抄上台。老師也曾在課堂上介紹最常見的 3″×5″小卡,這個尺寸跟手掌差不多大,經常發表演說的公眾人物也會使用。在小卡上可列出內容大綱、必須提到的關鍵字詞,以及可能需要逐字背誦的名言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11)。

演說者常使用的 3″× 5″ 小卡。

在語言能力極度不足的狀況下,我無法只帶大綱上台就暢談無礙,只能土法煉鋼,把全文密密麻麻寫在小卡上,上台照唸。結果可想而知,語無倫次、不知所云,邊講邊胃痛,字唸不太出來,心臟卻彷彿要從嘴巴蹦出來。生平的第一次演講,只能以「悽慘」兩字作結。

高中階段,我到美國東岸私立寄宿學校就讀。除了課程比一般高中嚴謹,班級人數也更少,不管修什麼課,人數都不超過 15 人,有些課的學生人數甚至只有個位數。好處是老師能瞭解每位學生的學習方式及需求,做適性、適才的專注培育。但班級人數少,每個學生的發言機率也提高,對我可是不太妙。我只能逼自己努力閱讀,理解老師上課的內容,預先寫下想法,隨時準備被點名開口。明明就不在台灣的升學制度下,竟然還得焚膏繼晷、夙夜匪懈,這樣的心理壓力,可不是筆墨能形容。

每年在甫開學之際,學校會在某一週的集會,由老師邀請五位同學,分派五個不同講題,當場給 20 分鐘準備,然後直接上台即席演講。還記得某位同學的講題是 What makes me a Renaissance man(如何成為跨領域人才)。高中至今已近 30 年,但那位同學在台上侃侃而談的自信,我仍歷歷在目。

高中畢業前夕,依照學校傳統,畢業年鑑的總編要對全校進行正式演講,並將第一本年鑑獻給扉頁上所列的感謝人。不知是幸或是不幸,當年的總編就是我,聽眾從全班拉高至全校層級,我又迎來好幾週的失眠佐胃痛之夜。好險有指導老師協助我擬出大綱,照順序把每段主題列出,再慢慢寫出逐字稿。先寫出第一版,琢磨字句是否優美、契合氛圍。此時,一本合適的工具書就會對用字選擇大有助益 (Shrunk & White, 1995)。在那個還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台下幾百雙眼睛,只能盯著被燈光打在身上、原形畢露的講者。五月的紐約明明還算涼爽,我卻有如身在台灣的七月,汗流成河。

對許多講者來說,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克服上台的恐懼。

我在大學主修建築,拜科技進步所賜,當時已有幻燈片這項偉大的發明。大綱擬好後,我可以先把幻燈片排好,在逐字稿中插入星號 (*),提醒自己切換下一張。最棒的是,放映幻燈片時必須關燈,全黑的環境就是焦慮者的福音,我的各種報告也得以順利完成。

五年大學生涯中,修習各種建築及設計課程,都要無中生有,把還沒見過的東西講得頭頭是道。教授每次評圖都劈頭先問:What’s your concept?(你的設計概念是什麼?)即使沒概念也得硬生出來一個,從中發想細節,合理化每個環節。在建築物不能倒的前提下,只要能說出理由,沒有什麼設計想法是語言不能表達的。這種「紮實」的訓練,可說是造就我一生受用不盡的「睜眼說瞎話」技術。

我在碩博士階段主修教育,完成學業後投入教職,即使教學年資已長達 20 多年,每次受邀演講多少仍感到有壓力。不過,像我這種從小到大都恐懼上台的人,在一次次的經驗中,還是從中得到了許多準備演說的想法。

演說這件事,先由大綱組成理性骨架,以獨立判斷的思維發展結構,斟酌字句、善用修辭,為其填上靈肉,再搭配圖片、影片甚至是互動遊戲做點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不斷反覆練習。在房間裡對著鏡子自言自語,直至自然純熟。充滿自信,用真誠的心加上完整的表述,把想法傳達給聽眾。

參考資料

★ Krashen, S. D. (198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Boston: Addison-Wesley Longman Ltd.
★ Shrunk, W., Jr. & White, E. B. (1995). The elements of style, 3rd edition. Boston: Allyn & Bacon.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11). Stand up, speak out: The practice and ethics of public speak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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